发布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
在 2025 年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（PGP）中，魁省以外的受邀担保人需要分别满足 2022、2023 和 2024 三个税务年度的适用收入要求。任何一年收入不足，都是实质性的担保资格问题，而不仅仅是材料上的小瑕疵。
IRCC 自 2025 年 7 月 28 日起，从尚未处理完的 2020 年 Interest to Sponsor 候选池中发出邀请，并计划接收最多 10,000 份完整申请。受邀家庭在核对收入时，容易忽略一个重要区别：移民官在初次申请阶段适用的法定要求，与申请被拒后 Immigration Appeal Division（IAD，移民上诉庭）可以行使的酌情救济权，并不是同一回事。
申请阶段的三年收入要求
对于居住在魁省以外的担保人，IRCC 会审查担保人以及符合条件的共同签署人（如适用），是否在三个相关税务年度分别达到 Minimum Necessary Income（MNI）。家庭人数需要逐年计算，相应的最低收入金额也会随每一年的家庭人数变化。
如果证据显示某一年度没有达到适用标准，移民官不能仅因为家庭情况令人同情，或者担保人后来的收入有所改善，就忽略这一资格要求。因此，在申请阶段，不应把人道解释当作取代法定收入条件的方式。
Singh 判例说明了什么？
在 Singh v Canada (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), 2023 CanLII 64876 (CA IRB) 一案中，IAD 审理了一宗父母担保申请被拒后的上诉。该案担保人在被审查的相关年度未满足收入要求。
IAD 在上诉阶段拥有的权限，比最初审理申请的移民官更广。根据《移民及难民保护法》第 67(1)(c) 段，IAD 在综合考虑全部情况后——包括任何直接受影响儿童的最佳利益——如果认为存在足够的人道与同情因素，可以给予特别救济并允许上诉。
在判断是否应当给予救济时，上诉庭考虑了担保人后来改善的经济状况、家庭关系和长期分离、担保人的个人情况、父母将来依赖公共援助的可能性，以及其他与家庭团聚目的和后果有关的证据。
这个判例不代表什么？
该决定并没有为 PGP 的三年收入要求创造一项普遍例外，也不要求 IRCC 批准收入不足的初次申请，更不能说明后来收入提高就一定能够弥补过去每一项收入缺口。
IAD 上诉是申请被拒后的独立法律程序。结果取决于完整的证据记录，以及审理成员对全部相关因素所赋予的权重。希望依靠人道与同情因素的担保人，不能只提出希望家庭团聚；证据必须具体说明，为什么该个案值得获得特别救济。
受邀担保人应当如何核对？
- 分别计算三个相关税务年度的家庭人数；
- 确认 IRCC 将从每一份 CRA Notice of Assessment 中采用的收入数字；
- 确认配偶或同居伴侣能否作为符合资格的 co-signer；
- 核对以往担保责任以及必须计入家庭人数的其他家庭成员；
- 如果存在收入缺口，在递交前评估资格、可能的拒签风险，以及拒签后是否可能具有上诉权。
结论：IAD 在证据充分且情况确有说服力的个案中给予特别救济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；但这种裁决不能取代 PGP 申请阶段的收入要求。对受邀担保人而言，最稳妥的做法仍是在递交申请前，按照每一税务年度准确计算家庭人数与收入。
官方及法律资料： IRCC — 2025 PGP Intake · IRCC — PGP Income Requirements · IRPA, s. 67 · Singh v Canada (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), 2023 CanLII 64876 (CA IRB)